导语

当我们谈论中华文明五千年，总要回到西辽河两岸的黄土台地。距今六千余年，红山先民在这里建起神庙、垒起积石冢、打磨出温润的玉器，在彩陶上刻下往复回旋的纹样。他们没有留下甲骨，没有留下简牍，没有一行可以直接释读的成熟文字——于是，这些沉默的器物与遗迹，成了横亘在今人面前的一部“无字天书”。

我们靠什么读懂五千年前的精神世界？考古学以地层为依据，以实物为证据，一点点厘清文明的轮廓与年代；符号学以纹饰为文本，以思维为逻辑，一层层破译器物背后的信仰与观念。二者一实一虚，一守一攻，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红山文明开口说话。

本期《辽宁名人》邀请了著名红山文化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与著名学者高凯征教授进行学术对谈。从彩陶上的一道网纹，到玉猪龙的一处缺口，从牛河梁地下的空石匣，到中华礼制的远古源头，这场对话既有跨学科碰撞的思想锋芒，也有对学术边界的清醒坚守。我们试图完整呈现这场对话的始末与细节，更借此观察红山文化研究的真实处境：它站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聚光灯下，也面临着人才、研究与传播的多重困局。

专题背景：西辽河的文明曙光——从边地到核心

红山文化是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年代跨度约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其中距今5500年至5000年是其文明发展的鼎盛阶段，核心遗址集中在今辽宁朝阳牛河梁、内蒙古赤峰东山嘴、胡头沟一带。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山都被视为中原文明之外的“边地文化”。直到1983年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的发现，彻底改写了这一认知：距今五千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红山古国”，拥有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系统的祭祀体系和高度发达的玉礼器制度。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推进，红山文化被确认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实证之一，是“多元一体”文明格局中北方板块的关键代表，目前已正式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但光环之下，红山文化研究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困境：前文字时代的“失语”。对比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纸草文书，红山文化至今未发现成熟的成文体系。先民的宇宙观、宗教信仰、社会规则，全部凝结在玉器造型、彩陶纹饰、建筑格局之中。传统考古研究长于形制分期、工艺分析、年代测定，却难以回应“这些器物意味着什么”“先民如何思考世界”这类精神层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人文领域的阐释又常因缺乏田野考古根基，容易陷入过度想象与牵强附会。

除了研究范式的瓶颈，人才结构性缺口也日益凸显。以郭大顺为代表的第一代红山考古开拓者已年届耄耋，一线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人才长期不足；兼具考古实证素养与人文阐释能力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某种意义上，郭大顺与高凯征的这场对话，正是对这一现实困境的学术回应——考古学与符号学能否携手，共同破译这部无字天书？

核心对谈：器物·遗迹·信仰——两种视角的解码

对话嘉宾

郭大顺：著名考古学家，牛河梁遗址主要发掘者，红山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深耕田野考古半个世纪

高凯征：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专家，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辽宁广告职业学院院长

一、彩陶纹饰：罐子里的原始经济图谱

高凯征：符号学是通过意义的形式研究意义的学说。意义的形式就是符号。符号的意义就是对于符号的求解。没有不具意义的符号，也没有不见诸符号的意义。我理解红山文化，有一个基本判断：红山文化没有纸质文字，不代表没有信息载体。它的彩陶、玉器、祭祀建筑，本质上是一套三维符号语言——只要是人为创造的形态，在创造时就一定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哪怕时间过去了五千年，我们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神话思维特征，依然可以推导出它的核心内涵。

这里的难题是如何对考古所提供的众多三维符号进行意义求解，并证明这种求解的正确性。就说彩陶，过去考古研究更多关注器型分类、纹饰风格、烧制工艺，但我认为，很多纹饰最原始的功能是“储物标识”，从符号学说就是“记号”。比如带有蜂巢状纹样的陶罐，对应的就是储存蜂蜜，陶罐上的纹样就是储存蜂蜜的记号；绘制渔网纹样的，里面盛放的是腌制的渔获；那些密集排布的圆点纹，是谷物的象征，代表罐内装的是粮食；还有红山彩陶里非常典型的二方连续纹，很多人觉得是纯粹装饰，其实它对应的是生命的循环与繁衍——蚕蛹的孵化、禽蛋的繁育，都是这种“连续生发”的意象。甚至还有一类尖硬折线纹，模仿的是石器刃口，对应的就是狩猎所得的肉类储存。

我统计过，仅彩陶纹饰就能对应出五六种明确的功能符号。从这些符号反推，证明了考古学的结论，红山社会绝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渔猎形态，而是农业、狩猎、渔业、养殖业多元并存的经济结构。那些看似普通的陶罐，其实是一部浓缩的原始经济史。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一些没有底部的彩陶，根本装不了东西，那就是专门的祭祀用器。

郭大顺：符号学这个视角，确实给我们考古界打开了新思路。过去我们讲彩陶，更多是说“这个纹样是什么样式、分几期、流行在哪个区域”，纹饰背后的社会功能、精神内涵，确实是传统考古的短板。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个原则：所有解读，都不能脱离出土情境。很多彩陶不是出自居住址，而是出自祭祀坑，它的功能就不只是储物标识那么简单，可能同时承载了祭祀象征意义。

考古的特点是“说有容易说无难”，一种假说提出来很容易，但要坐实，就得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你说这个纹是渔网，那个是蜂蜜，逻辑上通顺，但还需要结合器物里的残留物检测、同时期动植物考古的结果来印证。现在科技考古发展很快，植硅体、淀粉粒、同位素检测都能帮我们验证这些猜想，这才是严谨的路径。

二、玉礼之魂：天象与图腾的双重密码

高凯征：如果说彩陶是生活符号，那玉器就是信仰符号，是红山文化的精神核心。符号学称所研究的符号为“文本”，认为“文本”意义来于文本“元语言”，“元语言”是意义的“自我言说”，这“自我言说”就是您所说的“完整的证据链”。元语言是文本的自我组织，它存在于文本，通过接受和释放。从文本的元语言来说，对元语言自身意义追问，与考古学的事实追问，具有目的的同一性。最典型的就是玉猪龙，学界争论了很多年，有人说它源于蛇，有人说它是龙的雏形，还有人说它是胚胎形态。这都是事实追问。从符号学和神话思维的角度看，它为什么一定是环形带缺口？为什么是猪首而不是其他动物？这也是事实追问，是基于神话思维的事实。

神话思维有一个核心特点：以局部代整体，以过程凝意象。月亮的圆缺变化，在红山先民眼里是最神秘的天象。玉猪龙的环形轮廓对应满月，缺口对应月亏，整个形态就是月相变化的凝练。再加上猪的动物图腾，就形成了“天象+动物”的双重图腾——这就是为什么玉猪龙是圆的，而不是后来那种蜿蜒的龙形。它本质上是月亮崇拜的物化，是先民沟通天地的法器。对这种局部重复变动但又整体凝聚的神话思维，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

还有勾云形玉佩，过去常说上面的圆圈是云纹。我仔细比对过，那些环形周围分布的不是云气，神话思维中没有偶像化的云，这是鸟首造型，典型的“众鸟托日”意象。上面的三组环纹，对应太阳在早晨、正午、傍晚的周日运行轨迹。这种器物不是普通配饰，是巫觋阶层观测天象、沟通人神的权力符号。为什么后世甲骨文里的“日”“月”字形，能在红山玉器里找到雏形？因为这是一套延续了几千年的符号系统。这里要特别注意严格区分的是，这究竟是实在的存在，还是仅仅在想象中的可能的样式。这是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对红山文化进行符号学研究的原因所在。

郭大顺：红山玉器的功能和祭祀、神权有关，这是学界共识。但具体到每一种造型的象征意义，目前还是多家学说并存。胚胎说、龙说、图腾说，包括你说的月相说，都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但还没有哪一种能成为定论。考古讲究“孤证不立”，要证明玉猪龙是月相崇拜，就得找到更多相关的天象遗存、祭祀场景来支撑。

说到玉器，我还想提红山的人体雕塑，这是最被低估的成就。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泥塑人像，大的比真人还大，光是耳朵就有常人三倍大；还有玉人、石人，有圆雕、有高浮雕，大中小成系列。1983年女神头像刚出土的时候，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老师集体过来，看了之后都很震撼——他们说过去讲中国雕塑史，开口就是希腊罗马，说中国古代人物雕塑不发达，结果五千多年前的红山就有这么高的水平。但直到现在，很多教材里还是很少提红山雕塑，这就是固有观念的偏见。

三、城与冢：牛河梁的早期都邑密码

高凯征：不只是器物，整个牛河梁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明符号。比如那座著名的空石匣，3.6米见方，正南北朝向，四个面用的石料都不一样，没有粘合剂，全靠石榫卡合，五千多年了还完好如初。里面既没有墓主骸骨，也没有陪葬品，考古界一度认为是被盗了。但从符号学和社会制度的角度看，这更像是为未亡配偶预留的合葬位——首领先去世，夫人的位置空出来留着，等百年之后再合葬。我们今天熟悉的夫妻合葬传统，它的原始形态可能就在这里。

再放大看整个牛河梁，女神庙居中，积石冢环绕，祭坛对称分布，有明确的中轴线和功能分区，这就是早期都城的格局。古文献里说“天子坐明堂”“黄帝四面”，过去很多人理解成黄帝长了四张脸，其实是说帝王在明堂理政，面向四方、统御天下。牛河梁的祭祀与墓葬布局，恰恰对应了“明堂”的原始形态。所以，您把自己红山文化的巨著，命名为“礼出红山”，这是钩沉取极的经典概括。可以说，“礼出红山”，中华礼制文明的源头，不在别处，在西辽河。

还有《山海经》里记载的西王母，“居玉山，戴玉簪，主五刑”。什么样的文明能同时拥有发达的玉文化、明确的社会刑罚制度？符合这个条件的史前文化，能够提供这样的神话原型者。只有红山。西王母的传说，很可能就是红山文化在后世文献里的遥远回响。

郭大顺：牛河梁不是普通的部落遗址，是一个“古国”的都邑，这个判断现在学界基本认可。它有宗庙、有祭坛、有王陵，具备了早期都城的核心要素，这也是它能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关键。但有几个点我必须说明：第一，那个空石匣，被盗的可能性到现在也不能完全排除，考古是讲证据的，没找到实据之前，不能直接下定论说它就是预留合葬位；第二，古史传说和考古遗存的对应，一定要慎之又慎。黄帝、西王母都是上古传说，和红山文化之间差了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中间的传承链条是什么，需要一步步的证据去补，不能简单对号入座。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红山文化的祭祀传统，对后来的商周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商代什么事都要占卜祭祀，打猎要祭、打仗要祭、下雨要祭，这套传统不是凭空来的，往前追溯，就能追到红山这里。

四、守界与破壁：跨学科研究的共识

郭大顺：经常有人问我，红山没有文字，我们怎么知道古人怎么想？我的回答是：考古工作的本分，是先搞清楚“有什么”，再去讨论“为什么”。我们挖地层、测年代、拼陶片、整理玉器，首先是把客观的材料忠实地呈现出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都可以基于这些材料做解读，这正是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但必须分清楚：哪些是考古定论，哪些是学术假说，哪些是艺术想象。现在很多红山题材的影视、动漫、舞台剧，为了好看，全靠凭空想象，把先民写成妖魔鬼怪，把历史变成魔幻故事，这就走偏了。创作可以有艺术加工，但根基必须是我们挖出来的真实遗存。

高凯征：我非常认同这个边界。符号学不是要代替考古，而是要探索考古学，那是不能代替的，以此回答尚未求解的问题。前文字时代，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古人的想法，但我们可以建立一套相对可靠的阐释方法：符号学称此为有证据的“试推”，证据不充分要继续找，这就要依靠考古的不断发现。结合原始经济学看生产形态，结合原始社会学看社会结构，结合神话学看精神信仰，三个维度互相印证，均基于考古事实，推导出最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都可以修正甚至推翻之前的结论。这个过程，正是科学研究的过程。

红山文明的价值，是世界级的。古埃及、两河流域有文字，但都是写在纸草、泥板上的二维符号。红山不一样，它的玉器、彩陶、雕塑都是三维符号系统，是立体的文明表达。从这个角度说，红山文明的发达程度，在社会管理的稳定，和谐发展的综合程度上甚至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古文明。我们把这些三维符号破译了，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的贡献。

深度观察：红山研究的三重困局

这场对话的价值，不止于学术观点的交流，更折射出当前红山文化研究的真实困境。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红山文化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关注，也面临着三重结构性难题。

1.人才之困：青黄不接与结构失衡

红山研究的人才缺口，是全方位的，且呈现“两头缺”的特点。一是顶尖领军人才断档。以郭大顺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开拓者已年届八九十岁，全国范围内长期深耕红山文化、具备田野发掘与综合研究能力的资深学者数量有限，且很多分布在北京、吉林等外地高校科研机构，在辽宁本地稳定扎根的中青年领军人才仍在成长阶段。

二是一线基础人才不足。牛河梁等核心遗址地处辽西偏远乡村，田野考古、文物保护、遗址管理岗位工作条件艰苦，编制有限，对高校毕业生吸引力不足，常出现“招得来、留不住”的情况。

三是专业结构失衡。传统考古人员多，科技考古人才少——古DNA、同位素、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方向，大多依靠国内高校团队短期合作，缺少本地专职研究队伍；更稀缺的是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懂考古的不懂符号学、神话学，做理论的不懂田野考古流程，导致物质研究与精神阐释长期脱节。

为破解这一困局，辽宁省已成立专门的红山文化研究院，申请增加事业编制，面向全国引进专项人才；国家层面也将红山文化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通过项目带动人才培养。但人才队伍建设非一日之功，青黄不接的局面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2.研究之困：物质与精神的脱节

当前红山文化研究存在明显的“长短板”：长板在于物质考古，地层分期、器物类型、工艺技术、聚落形态等研究已经非常扎实，碳十四测年、成分分析等科技手段也在广泛应用。短板在于精神文化阐释：对于玉器的象征意义、祭祀的具体流程、先民的宇宙观、社会的运行逻辑等深层问题，仍缺乏系统、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考古学界长期秉持“谨慎阐释”的传统，多数学者倾向于做扎实的材料整理，不愿做过多推测；另一方面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很多缺乏田野考古训练，对出土情境、器物组合缺乏了解，提出的理论容易脱离实际，陷入“过度阐释”的争议。

郭大顺与高凯征的对话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它尝试搭建桥梁：考古学家提供实证边界，人文学者提供阐释路径，在“守界”的基础上“破壁”。但目前这样的深度对话还太少，尚未形成稳定的跨学科研究机制。

3.传播之困：想象与史实的失衡

随着文化热、国风热兴起，红山文化IP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但传播层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最突出的是史实与想象的失衡。访谈中提到，过去几十年里，沈阳多家文艺团体都尝试过红山题材舞台剧、歌舞剧，有的拿到了国家立项，有的只演了两场就搁置了。通病就在于：主创团队不深入研究考古资料，为了戏剧效果过度魔幻化、现代化；为了评奖聘请外地主创，脱离辽宁本土文化根脉，最终作品没有生命力。

即便是当下流行的动漫、文创产品，也普遍存在“重颜值、轻史实”的问题。玉猪龙被简化成可爱的卡通形象，其背后的信仰内涵无人提及；女神像被随意美化，丢失了历史的厚重感。公众对红山文化的认知，很多还停留在“一个很古老的文化，有玉猪龙”的模糊印象，与其作为“五千年文明实证”的历史地位极不匹配。

实践样本：让红山符号走出象牙塔

对话中，高凯征团队介绍的一系列文化实践，为红山文化的活化传播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考古史实为根基，以现代形式为载体，不胡编、不戏说，让专业研究成果真正走向大众。

1. AI漫剧：轻量化的文明科普

团队发起全省红山文化AI漫剧大赛，围绕玉猪龙、女神庙、积石冢等核心元素，创作了80余部短篇漫剧作品，单场活动全网点击量突破3万。和普通动漫不同，这些漫剧的剧情、人物造型、器物细节都有考古报告做依据，不随意添加魔幻设定。用AI技术降低创作成本，用短视频形态适配传播习惯，把厚重的史前文明转化为年轻人愿意看、看得懂的轻量化内容。对于大众科普而言，这是一次性价比很高的尝试。

2.女神铜像：严格复原的艺术创作

团队邀请鲁迅美术学院雕塑家，严格依据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残件，创作了一尊50余厘米高的红山女神铜雕塑。从头部的束发箍、腰间的腰带，到盘腿的坐姿、脚上的短皮靴，每一处细节都对应考古发现。郭大顺先生看过之后给予了肯定：“有依据，不瞎改，这才是对历史的尊重。”目前这尊雕塑计划捐赠给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作为公共教育展品。对比很多同类创作随意美化、添加现代审美的做法，这种“无依据不创作”的原则，正是红山文创最需要坚守的底线。

3.鹿角瓷：在地化的文创转化

团队研发的“鹿角瓷”已获得国家专利，以辽东地区的鹿角粉为原料，经1200℃以上高温烧制而成，釉色温润，兼具文化价值与保健属性。在器型设计上，融入玉猪龙、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符号，把考古IP和地方物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在地化的文创产业路径。这背后是高校产学研的结合：学院有自己的柴窑、电窑，有陶瓷专业师资，有红山文化研究基础，能够实现从文化研究到产品研发的完整闭环。

4.反面参照：那些“夭折”的红山剧目

访谈中也提到了不少失败案例：20世纪90年代沈阳军区战友文工团计划创作红山主题舞蹈诗，后来不了了之；某歌剧院排演过红山题材歌舞剧，仅演出两场便搁置；近年来还有学院立项的红山主题剧目，因为剧本脱离史实、缺乏文化内核，始终未能真正走向市场。这些案例共同的教训是：红山文化IP不能靠“蹭热度”“拿奖项”做起来，只有真正扎根考古史实、理解文明内核，才能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文明长脉：从红山到盛京——东北文明的千年回响

对话的后半段，两位学者从红山文化延伸开去，谈到了东北文明的长时段脉络。在很多人印象里，东北是“文化边疆”，但实际上，从六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到清代的盛京皇城，这片土地始终有自己的文明脉络，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郭大顺先生提到，东北民族的渔猎传统，从红山时期一直延续到满族。红山先民越过燕山南下，把玉礼器、祭祀制度传播到中原，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千年之后，满族从白山黑水兴起，入主中原，同样带来了多民族融合的文化格局。

最典型的就是沈阳故宫。它不是北京故宫的缩小版，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格局：内方外圆的城市形态，城外四座喇嘛塔环绕，对应藏传佛教的曼陀罗坛城理念。努尔哈赤建东路，皇太极建中轴，把汉、满、蒙、藏各民族的文化元素融入一城之中。这其实就是东北文明“包容、融合”特质的延续——从红山文化兼容农耕与渔猎，到清代盛京统合多民族信仰，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始终在交流中生长。

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红山文化，不只是研究五千多年前的一段史前史，更是在追溯东北文明的根脉，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物证。

编后语

五千年前，红山先民把文明的密码刻进玉器、画进彩陶、筑入神庙。他们没有想到，这些留给后人的“无字天书”，会在漫长的时光里沉睡，等待被读懂。

考古学是谨慎的。它用一把把洛阳铲拨开黄土，用一次次检测确认年代，守住了历史的真相与底线，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符号学是敏锐的。它从一道纹饰里读出经济形态，从一块玉器里破译信仰体系，拓展了文明的阐释边界，尝试回答“他们在想什么”。

二者从来不是对立的。没有考古实证的符号解读，是无源之水；没有人文阐释的考古材料，是沉默的遗物。只有当实证的根基与阐释的视野结合在一起，那些沉默的遗迹才会重新开口，遥远的文明才会变得鲜活。

这场对话，是一次开始，而非结束。红山文化的完整破译，需要更多考古工作者的坚守，需要更多人文学者的加入，需要更多年轻人把目光投向这片西辽河岸边的古老土地。当更多学科的力量汇聚于此，终有一天，我们能真正读懂这部五千年前的文明天书。

供稿人：周浩 曹景煦